"勞苦功高”的洪承疇清廷為什么只給了一個芝麻綠豆的爵位

洪承疇投降滿清之后，皇太極是非常重視他的，他告訴手下那些不服氣的貴族將領們，要奪取中原，離不開洪承疇這樣的“引路者”。

（孫淳飾演的洪承疇）

這里皇太極所說的“引路者”其實套用了劉邦評價蕭何的“發(fā)蹤指示”，評價不可謂不高；而事實上，洪承疇一直和范文程、寧完我一樣，是以大學士的身份擔任類似于最高顧問團成員這樣的角色，直到順治年間，他才在一線發(fā)揮出重要的作 用。

順治二年（1645），洪承疇被任命為“招撫江南各省總督軍務大學士”，總督軍務，招撫江南諸?。?/strong>

順治十年（1653），洪承疇受賜”經(jīng)略大學士“印，經(jīng)略湖廣、廣東、廣西、云南、貴州五省，主持進攻南明永歷政權(quán)軍務。

這兩次，從清朝的角度看，洪承疇都稱得上是臨危受命。

順治二年，清朝的豫親王多鐸率師攻占南京，福王被擒，南明弘光政權(quán)覆滅，此后常州、蘇州、太倉、嘉興等地紛紛被攻克，攝政王多爾袞勝利沖昏頭腦之余，悍然頒布“剃頭令”，嚴令所謂“留發(fā)不留頭，留頭不留發(fā)”，立即激起江南漢族人民的強烈反抗，史稱“南中義師，風起云涌”，多鐸實際上已經(jīng)不能勝任主帥之職，洪承疇雖然名號是“招撫”，其實是代替多鐸負責整體的軍務，剿撫并用，指揮全局。

洪承疇利用自己的舊關系招撫了不少意志不堅定的明朝舊官，也鎮(zhèn)壓屠殺許多江南抗清義軍，比如他先后斬殺了左僉都御史金聲、大學士黃道周、明宗室長樂王朱誼石、瑞安王朱誼防、金華王朱由產(chǎn)、高安王朱常淇、瑞昌王朱誼貴，其手段的毒辣令人發(fā)指。

江南漸漸平定后，洪承疇又主持進攻福建隆武政權(quán)（隆武帝就是《鹿鼎記》中“擁唐”的唐王）。

后來，張獻忠舊部李定國、孫可望歸順南明永歷政權(quán)（永歷帝就是《鹿鼎記》中“擁桂”的桂王），反清掀起新的高潮，永歷六年（1652，即順治九年），李定國軍入廣西、克桂林，乘勝北上，連克永州、衡陽，“兩蹶名王，天下震動”（定南王孔有德和滿族親王尼堪分別在與李定國作戰(zhàn)時戰(zhàn)死），此時已經(jīng)奉調(diào)回京擔任內(nèi)翰林弘文院大學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佐理機務，兼任《大清太宗實錄》總裁官的洪承疇，又被任命為“太保兼太子太師，經(jīng)略湖廣、廣東、廣西、云南、貴州五省，總督軍務兼理糧餉”，朝廷還規(guī)定“吏、兵二部不得掣肘，戶部不得稽遲”，臨行前，順治帝親自設宴餞行，賜寶馬、寶刀，這儼然是大將軍的身份做派。

洪承疇制定了周密的戰(zhàn)略計劃，經(jīng)過數(shù)年努力，終于在平西王吳三桂、信郡王多尼等的協(xié)同配合之下，消滅了南明永歷政權(quán)，孫可望窮蹙請降，李定國憂憤病亡。

洪承疇接受任命的時候，順治帝說過“功成之日，優(yōu)加爵賞”的話（《清世祖實錄》），在他經(jīng)略五省之時的圣旨中也有“期于德威遐布，南服永清，朕方崇帶礪，用答膚功”的話語——帶礪是帶礪山河的意思；帶，衣帶;礪，磨刀石；山，泰山;河，黃河。黃河細得像條衣帶，泰山小得像塊磨刀石。比喻即使時間久遠，經(jīng)歷任何動蕩也決不變心。指君王對封爵者的承諾不變——可是，到大功告成洪承疇致仕（退休）的時候，朝廷卻幾經(jīng)爭論，才授以三等阿達哈哈番爵位，并準世襲四次。

阿達哈哈番就是漢語的輕車都尉，三等阿達哈哈番比之二等游擊，猶下一等，這個爵位有多么芝麻綠豆，一比較就知道——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平西王吳三桂這樣帶槍投靠、實力雄厚的大漢奸自然另做別論，但是王和三等阿達哈哈番之間尚有公、侯、伯、子、男等各種爵位，因為俘獲南明福王而“立功”的馬得功是一等順勤侯，他只是洪承疇招撫江南時的副將，被洪承疇忽悠封王而歸順的鄭芝龍被清廷涮得一愣一愣，但也獲得了同安侯的封爵；至于鄭成功部下黃梧以海澄一縣投降就獲封一等海澄公準世襲十二次；隨孫可望、李定國抗清的白文選在騰越茶山（今緬甸境內(nèi)）兵敗降清被封為承恩公，洪承疇與他們一比，他的所謂“功成之日，優(yōu)加爵賞”絕對屬于啪啪打臉型。

此外，張勇在獲封三等阿達哈哈番后只是洪承疇的部將，還要靠洪承疇推薦為總兵（后來張勇在平定三藩之亂中積功獲封侯爵），蔡祿、鄭嘉棟、劉麟圖、吳學禮等降將起步價就是三等男爵，因為洪承疇運籌帷幄而被招降的孫可望直接就獲封王爵（義王），也都讓洪承疇情何以堪。

另外有一個清將崇明總兵梁化鳳，順治十六年（1659）率部大敗鄭成功軍于江寧（今南京），直接獲封輕車都尉，后被加封為三等男——江寧大捷確實對清廷十分重要，但比之洪承疇的招撫江南、經(jīng)略五省畢竟只是一次戰(zhàn)役，而且，江寧之戰(zhàn)的勝利，和湖廣滿清大軍凱旋東下夾擊鄭成功大軍也有關系，洪承疇經(jīng)略湖廣對江寧之戰(zhàn)其實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這么看來，一個順治年間才通過武進士起家的將領的封爵也讓洪承疇相形見絀。

洪承疇功高賞薄的原因何在？

有人認為是因洪承疇功大、位高、權(quán)重，遭滿洲貴族和一些漢族大臣的猜忌，并受到冷落。這固然有一些道理，承諾給洪承疇封賞的是順治帝，洪承疇疏乞休致是在順治十八年（1661），這一年年號雖然是順治，但是順治帝已在正月去世，執(zhí)政的是輔政四大臣，在這些滿清舊人眼中，軍功是很狹窄的范圍，比如努爾哈赤時代就是滿清謀士魁首的范文程也只獲得一等精奇尼哈番，后來的洪承疇有這么個爵位你就燒高香吧。

著名歷史學家李光濤在《洪承疇背明始末》中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清朝在危急之時，不得不用極才極惡的洪承疇，到了功成之日，極惡之洪承疇已經(jīng)無用，而表彰明朝忠義之士反成為當務之急，洪承疇不得厚賞，是清人黜惡之意。這一點筆者以為不然，當時的局面遠談不上功成之日，白文選、黃梧等的封賞都為時不遠，臺灣鄭氏等各種反清勢力也都氣勢正盛，清朝還是需要獎勵漢奸來起到示范作用的。

筆者以為，最大的原因或許在于清廷想抹殺洪承疇的“功勞”，為自己的軍事實力洗地。

滿清軍隊一直標榜自己“人如虎馬如龍”、“戰(zhàn)必勝攻必克”，而洪承疇的所謂“功勞”都是在滿清武裝栽了大跟頭之時臨危受命建樹的，褒揚洪承疇相當于貶低包括多鐸、博洛、尼堪、孔有德等在內(nèi)的各種“自己人”，這是萬萬使不得的。

比如洪承疇經(jīng)略五省的具體職責順治十五年上諭是這么說的：

其一切進取機宜，凡事悉與經(jīng)略洪承疇商酌。

這意思極其明白，就是一切軍務必須根據(jù)洪承疇指揮進行，但到了洪承疇墓碑碑文中，情況變成了

旋畀爾經(jīng)略五省，隨滿洲大兵，進取云貴，招撫軍民土司，供應大兵糧餉，能濟軍需，邊疆有賴。

洪承疇只是“隨滿洲大兵”，而且似乎主要負責的不過是后勤保障。

另外舉個栗子，說服鄭芝龍歸降最早出于洪承疇的計謀，即洪承疇建議的所謂

若全舉版圖，許以王爵，則彼自棄暗投明，福中可不勞一兵。

當時清朝王公夸獎道：

所論極高，計成，開清第一功也。

但當此計成功之后，清朝在各種奏報和圣旨中，反復陳述的是根據(jù)陛下的遠程英明戰(zhàn)略布置、征南大將軍博洛的智勇雙全——鄭芝龍在洪承疇承諾給予廣東廣西福建三省王爵的利誘下，不顧反對，決意帶著除鄭成功以外的其他幾位兒子北上向清朝投降，博洛背約，將鄭芝龍與諸子一同挾持北上——完全沒有提洪承疇的謀劃。

（所謂洪承疇故居還真的搞了個“開清第一功"的匾額）

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或許是，洪承疇身上崇禎朝叛徒的色彩過于濃厚，而清朝從官方高大上的說法著眼，自身是從流寇得的天下，是為崇禎復仇，所以哪怕吳三桂和洪承疇相比，前者更像哭秦庭的申包胥，不妨吹一吹（雖然未必有多少人信），后者卻如夜壺，只能用，卻擺不上臺面，

“功高賞薄”也好，“狡兔死走狗烹”也好，洪承疇用自己的故事告訴后人，漢奸的下場大多是枉做小人，人格破產(chǎn)、殫精竭慮之余，連主子也并不怎么欣賞。